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
小时候，他既不姓黄，也不叫光裕。 他的名字，是曾俊烈。 之所以姓曾，是因为他父亲黄昌义是入赘到曾家的。所以，孩子们要随母姓， 黄昌义出身于地主之家，祖上也曾煊赫。但在火红的革命年代，他父亲被镇压，土地被收走，他也成为“黑五类”。12岁的黄昌义在其出生的西胪镇波美村待不下去，便流浪到20公里以外的铜盂镇凤壶村的曾厝生产队，被一户姓曾的人家收留。 曾家其实也不宽裕，虽然祖上去泰国做生意发了大财，但解放后，两边音讯不通，不仅不能帮衬儿孙，反而带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海外关系。加上曾家从清末以来祖传信仰天主教，在革命狂热年代更是被冲击的对象。 不过，曾家好歹有一门制油的手艺（有报道说是榨“柿子油”，但我问了很多潮汕人，都说没听说过这东西。潮汕地区主要食用花生油，手工业者使用桐油，此外还有椰油、麻油等。记者说“柿子油”，疑为“豉油”）。黄昌义就在曾家学习做油、卖油。成年后，他被曾家的女儿曾婵贞正式“娶”进门，成为一名入赘的女婿。 由于赘婿不能分田，所以他们家只有不到两亩地。为了补贴家用，黄昌义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做点小生意。曾婵贞辛苦操持家务，一家人艰难度日。 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分别叫做曾俊钦、曾俊烈、曾秀虹、曾燕虹——根据入赘家庭的习俗，孩子们自然都是随母姓。一直到1991年，他们已经长大了，才自己去改为父姓。 其中第二个孩子曾俊烈，出生于1969年，22岁改名为黄俊烈。后因高人指点，在办理香港身份证时，再次改名为黄光裕，并最终以此名而著称于世。 黄光裕的出生，正值文革时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家当时的处境： 父亲是被镇压的大地主留下的“黑五类”，并且是“倒插门”女婿，在宗族观念浓厚的潮汕地区，是村子里势力单薄的异姓。母亲家里有海外关系的拖累，几代都信仰天主教，孩子们也是一出生就偷偷摸摸受洗。 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在那个年代，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日子显然不会好过，一家六口人挤住在一个与猪圈相邻的14平米小房子里，经常吃不饱饭，连生病了都看不起病，宗教生活更是完全处于地下状态。 不过，作为大地主和海外富商的后代，黄光裕兄妹四人，从小就听惯了父母讲述祖辈经营土地或者从商的经历，早早就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农民家庭的商业意识和眼界。 尤其是母亲经常给他们讲述《圣经·马太福音》的经典故事：一位主人要远行，给三个仆人每人分了一些钱。等他回来后，其中两个仆人用分到的钱做生意赚了钱，第三位仆人把钱埋起来，没有增值。主人就把第三个仆人大骂一通，然后把原来分给他的钱收回来，一并给了赚钱最多的那个仆人。 这个被后人总结为“马太效应”的故事，经过曾婵贞一次又一次的讲述，把赚钱的念头，深深地刻到了黄光裕和哥哥黄俊钦的脑海里，成为日后他们不断追求更快、更多地赚钱的深层次动因。 黄光裕10岁那年，中国发生了巨变。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4个圈，汕头即是其中一个。 成为经济特区、并拥有广泛海外联系的汕头，成为外国商品涌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其中，走私二手电器，成为了当时很多汕头人翻身致富的普遍法门。 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才华。当时流入汕头的电器，有一些是外国淘汰的废品，而黄俊钦能自学成才地把他们组装起来，正常使用。后来，他甚至连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编程都学到很深的程度。 而黄光裕则走街串巷，收购各家各户从海外流入来的废旧电器，由哥哥组装好之后，再卖出去。他的做生意才华显露无疑，虽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初中生，却能够很快把收来的货全部卖掉。 1985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他决定像很多潮汕前辈一样，背井离乡去做生意。黄光裕16岁，还在读初中，也决定辍学跟着哥哥一起干。 他们用蛇皮袋装着收来的电器，坐上火车一路北行，一直走到了内蒙古。 2 那个年代做生意，面临的艰辛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交通十分不便，治安状况也不好，而更大的风险在于，他们的货品很多来自国外，疑似走私品，而且当时对商品经济的接受程度不高，“投机倒把罪”是高悬于他们头顶的天雷。 黄氏兄弟的电器在内蒙古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就赚到第一笔钱。 但是，他们也用最快的速度就触动了“天雷”。在呼和浩特没多久，黄俊钦就被警察抓走，货品没收，人也关了81天才放出来。 在老家那边，父母赶紧四处疏通关系，结果不仅没能把儿子救出，反而让黄昌义也被关了进去，也关了81天。 这是黄家人（当时还是曾家人）第一次遭遇牢狱之灾，日后他们家人又将多次重复这样的历史。黄光裕虽然这一次侥幸逃脱，但若干年后，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宿命。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黄家兄弟却并没有因害怕而回到潮汕。相反，他们仍然坚持做这门生意。而黄光裕觉得呼和浩特市场太小，希望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他问哥哥，哪些城市比较大？ 黄俊钦回答：太原、上海、北京。 黄光裕找来地图一看：北京果然够大！ 于是，他立马买了火车票，只身前往北京。 北京给了黄光裕那个年代特有的一次“热情”欢迎。当时黄光裕打了一个三轮车，让师傅带他到一家旅店，师傅吭哧吭哧骑了老半天才到，收了一块钱——要知道，黄光裕住的旅店，一晚上的费用才五毛钱。
第二天早上，黄光裕从旅店钻出来，赫然看到北京站就在眼前——他被三轮师傅给骗了。 在北京转悠了几天后，黄光裕觉得卖服装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就从南方进了一大批服装，在北京走街串巷贩卖。 但是，服装生意并不像黄光裕想象的那么好做，布料、季节等因素，把黄光裕搞得一个头两个大。而且做流动摊贩，是被城市管理打击的对象，也特别辛苦。搞了几个月后，他决定不能做“行商”了，要做“坐商”。 他在珠市口东大街看中了一家国营服装店，让店里帮他代销服装。由于店里不用出钱，还能从他这里分成，所以也乐得与他合作。 1986年10月，黄光裕和服装店负责人说，想把店子承包下来。正好这家店位置一般，生意比较惨淡，现在有人来承包，负责人求之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