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经结束，但反腐依然在路上。
2018年12月20日下午，贵州省委原常委、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一案，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王晓光是国家监委组建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据《法制日报》记者统计，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3人，省管干部354人，党纪政务处分中管干部21人次。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反腐败专家认为，2018年，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至少提交了三大“成绩单”，即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开辟重点领域反腐新战场、反腐败工作走上法治化规范化。
执纪审查23名中管干部
惩治腐败长震慑零容忍
在2018年12月20日的庭审中，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内幕交易罪的王晓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王晓光落马于2018年4月1日。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他的通报中，发布主体由“中央纪委”变更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接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8年9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对王晓光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通报称：王晓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信仰缺失，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拉票助选，封官许愿；贪图享乐、生活奢靡，痴迷兰花、玩物丧志等。
2018年被执纪审查的首名中管干部则是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
2018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宣布，冯新柱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现，2018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3人。2016年，这一数字是22人，2017年则是18人。
记者逐条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还发现，2018年，总计通报党纪政务处分中管干部21人次。2016年是29人次，2017年则是41人次。
统计显示，2018年被执纪审查的23名中管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5人，央企有两人，其他为地方官员，内蒙古、河南、贵州、吉林、陕西各有两人被查，江苏、北京、河北、广东、江西、山东各有1人被查。
按月份分布来看，1月和9月各有4人被查，4月和8月各有3人被查，5月、7月和10月各有两人被查，6月1人被查，2月、3月、12月被查人数为零。
此外，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的通报，2018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有14人被查，省管干部有354人被查。
201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
“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保持在稳定的水平，显示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没有减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综合比较2016年至2018年数据可以发现，中央纪委始终保持着高压反腐的态势和不变的节奏，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这正是我国2018年反腐败的成绩单之一。
“我国在惩治腐败方面真正做到了长震慑、零容忍，丝毫没有歇口气、松把劲的迹象。这不仅持续释放了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也充分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集中通报55起典型案例
执纪问责层层传导压力
贺飞飞，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马家沟村党支部原书记，去年4月，因为在扶贫中失职失责，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通报。
经查，贺飞飞在协助信义镇政府实施养殖扶贫项目过程中，虚报144只羊，骗取扶贫资金7.2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18年1月，贺飞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违纪资金已被追缴。
贺飞飞只是2018年因为扶贫问题被集中曝光的党员之一。
2018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为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案例，4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开通以来，总计通报了44起典型案例，点名通报了58人。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立扶贫领域曝光专区，说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纳入执纪监督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中央推进扶贫攻坚提供纪律保障。
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门设置扶贫领域曝光专区，显示了坚决打击扶贫领域腐败的坚定决心。
被集中曝光的不止是扶贫问题。
2018年5月，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和甘肃省兰州市有关部门对违规堆放危险固体废物问题处置不及时、不到位，28人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
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了6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被集中通报的干部达55名，级别上至副厅级，下至科级。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集中通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也要有纪律来护航。强化执纪监督，无疑会促进环保干部提升责任意识，更加重视环境治理。”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被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的领域，还包括扫黑除恶。
2018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集中曝光5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包括河南省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狄治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等被通报。
在庄德水看来，扶贫攻坚、环境污染治理、扫黑除恶是中央三大攻坚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官网上集中公布典型案件，说明这三大攻坚战本身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根据三大战役本身的政治地位来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必须发挥监督执纪问责作用，保证三大攻坚战能够落到实处。
杜治洲认为，在反腐败过程中，既有中长期的目标，也有短期、阶段性的任务。在三个领域开辟反腐新战场，表明中央反腐败坚持了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这也是在啃当前反腐败问题中的“硬骨头”，而且是必须尽快啃掉的“硬骨头”。
庄德水还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典型案例，也就是要形成执纪问责的良好态势，真正以典型案例和警示案件的通报层层传导压力，对三大攻坚战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形成威慑力，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
制定修改法律党内法规
依法反腐得到巩固落实
2018年11月30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名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也成为2018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后引渡第一案的主角。
同在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自2018年10月26日开始实施。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范和完善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填补了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法律空白，完善了反腐败追逃追赃法律制度。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在受访专家看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旨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庄德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法治反腐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趋势，我明显感觉到，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法治反腐呈现出新的趋势。”
在庄德水看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都是我国修订宪法、出台监察法、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修订出台的一系列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范，实现了法法衔接、纪法衔接，彰显了法治反腐的威力。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3天之后，国家监察委正式揭牌。
2018年8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再次修订后对外公布，针对奢靡享乐之风的隐形变异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表现，不断扎紧制度篱笆。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督促纪检监察机关扎紧制度笼子，依规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参与制定和修改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8部国家法律，参与制定和修改党纪处分条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两部中央党内法规和3部党中央发布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发布中央纪委文件28部、国家监委文件5部。
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依法反腐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重要特征之一，从2018年法律法规的完善过程来看，依法反腐得到了强有力的巩固落实，不仅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力度更大，而且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周期更短。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也保证了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刚性运行。”宋伟认为。
庄德水认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健全完善过程，都体现了法治反腐的基本特色，应该说法治反腐的特征越来越彰显。随着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健全完善，也会更好地推动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